获得特赦后，杜聿明与军统旧人沈醉，曾在一次闲谈中提起戴笠。杜聿明说，像戴笠那样的人，如果活到解放，肯定没有好下场。
1960年11月，沈醉作为第二批获释人员，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比他早一年特赦的杜聿明，此时已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上专员。两人又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。
一个是当年国民党的“王牌兵团”司令，一个是军统局的少将处长，在那段漫长的改造岁月里结下了特殊的情谊。如今重获自由，都在北京安顿下来，得闲时常凑在一起喝茶闲谈。
1961年3月的一天，乍暖还寒，沈醉和杜聿明在东城机关的屋子里沏了壶茶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往事。沈醉忽然叹了口气说：“再过几天又是3月17号了，雨农先生就这么走了十五年。”他口中的“雨农”，正是军统头子戴笠。
1946年3月17日，戴笠从青岛乘专机准备飞往上海，因天气恶劣在南京岱山坠机身亡。沈醉当时奉命赶往现场收殓，亲眼见到戴笠烧焦的残骸，这个画面一辈子都刻在他脑子里。
杜聿明搁下茶杯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冒出一句：“雨农要是活到解放，肯定没有好下场。我说这话不是背地嚼舌头，是历史摆在那里。”沈醉一愣，随即点了下头，没有接话。
其实这话，杜聿明在功德林时期就对他讲过。1956年前后，战犯管理所组织学习讨论军统特务的罪行，沈醉身为军统旧人，情绪一度很复杂。
会后杜聿明把他拉到操场边上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老惦着戴雨农的旧情，可你想过没有，他要是活着，还能有你什么好？这个人如果活到解放，要么被拉出去公审枪决，要么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，哪会有别的下场。”那番话沈醉一直记在心底。
如今旧话重提，杜聿明依然是那个看法。他掰着手指头给沈醉算了几件事。戴笠手上欠的血债太多了。
1933年，他指使特务在上海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；1934年，又派人在沪杭公路上刺杀报界巨子史量才。这些人都只是主张抗日、呼吁民主，便横遭毒手。
抗战期间，军统固然也刺杀过一些汉奸，但同时被秘密逮捕、残害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更不知凡几。戴笠一手创建的“中美合作所”，到后来更是成了囚禁、折磨革命志士的魔窟。杜聿明说：“这些账，人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”
他喝口茶，接着又说：“1949年以后，军统那些大特务有一个算一个，像徐远举、周养浩，被俘后长期关押，最后要么病死在狱中，要么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。他们能留下一条命，很大程度是因为后半辈子愿意老实交代，低头认罪。可雨农的性子，你比我清楚，他会认罪吗？他会低下头由着人民审判吗？”沈醉摇摇头。
杜聿明说：“所以嘛，他要是没摔死在岱山，活着赶上解放，不是被公审后处决，就是自己了断，绝无其他可能。”
沈醉这时接过了话头：“杜公说得在理。当年我在云南，若不是卢汉将军起义时把我硬扣住，逼着我在起义通电上签字，我很可能一条道走到黑了。那时候我心里确实还挂着雨农。要是他活到那时候，我肯定更不敢转这个弯，说不定真就跟着玉石俱焚。”
949年12月，沈醉以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身份，被卢汉起义部队扣押。他在枪口下被迫随同起义，尔后仍作为战犯被送入管理所。这些年他反复琢磨，戴笠活着，自己是绝对迈不过那道坎的。
杜聿明点点头：“这就是天意。雨农1946年就死了，对你这些老部下来说，反倒少了一个拖人下水的阎王。你想想，他要活到1949年，势必领着军统一帮人疯狂搞破坏。到时候，你沈醉不是跟着他被打死，就是被俘后罪加一等，还谈什么特赦？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喝茶？”沈醉苦笑，连声称是。
两人一时无话。窗外的柳树刚刚泛出新绿。隔了好一会儿，沈醉才感叹道：“雨农生前是何等的威风，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，连老头子都要让他三分。可到头来，连具全尸都没落下。他要是再多活三年，等到1949年落在人民手里，那下场不知道还要惨多少倍。”杜聿明给他续上茶，缓缓说：“这就是历史的判决。”
这场闲谈的细节，后来被沈醉写进了回忆录中。杜聿明那句“像戴笠那样的人，如果活到解放，肯定没有好下场”，没有半点夸张。它不单是对戴笠一个人的盖棺论定，更道出了一大批国民党旧人曾经无法挣脱的命运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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